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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和平将军”张治中的黄埔十年

2022-06-10



在黄埔军校:与共产党人“过从较多




一九二四年春,中国国民党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,于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。这时候,孙先生已决定遂行其“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”的三大政策,当时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,如毛泽东、谭平山、李守常、瞿秋白、林祖涵、张国焘、于树德等都是中共党员。这是中国国民党联共政策的具体表现,也是国共两党合作的开始。


同年夏,黄埔军官学校成立,我遂进了黄埔,便认识了周恩来先生。他是政治部主任(注:初任政治部副主任,1924年11月任主任),我们一见如故。他为人很热情,谈吐、风度、学养,都具有很大吸引力。


此外如恽代英、高语罕、熊雄等人,也是过从较多的。


不久,校内国共两党的斗争展开,在学生中分成两派,一是“青年军人联合会”,属于中共方面领导的;一是“孙文主义学会”,是国民党右派领导的。


至于我,实在说,是站在中间偏左,因此遂为双方所不满,特别是右派的孙文主义学会,对我常加攻击。中共方面,在事实上对我表示不满的只有一次,就是一九二五年春天,戴季陶、沈定一到校召开座谈会,中共对他们很过不去,使其下不了台,最后是我出来解围。我当时所以这样做,只是基于一种感情作用,绝没其他含意。因为我觉得他们是客人,我们是主人,主人不应使客人太难堪(当然,我当时的立场是不明确的)。此外便没有听过他们对我有其他任何的抨击了。




因同情中共而被右派视为“红色教官”



斗争越来越尖锐,以后遂演成了廖仲恺的被刺,“三二○中山舰事件”(事后听说,当时广州方面逮捕恽代英、邓演达、高语罕和我四人的手令已下,后因我们不肯应约登舰谈话,蒋又恐强行逮捕,激起学生的抵抗,遂作罢论),周恩来的辞去政治部主任等事件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到一九二五年夏,我已经完全同情共产党这一边,我的言论和态度,都大为右派所看不惯,因被目为“红色教官”“红色团长”,并把邓演达、恽代英、高语罕和我喊作“黄埔四凶”。


这时候,我动了参加共产党的念头,首先向周恩来先生提出。他当时表示很高兴,但说要请示组织后才能给我回话。过了一些时候,周回复说:中共当然欢迎你入党,不过你的目标较大,两党曾有约,中共不吸收国民党高级干部入党,此时恐有不便,不如稍待适当时机为宜。但中共保证今后一定暗中支持你,使你的工作好做。(大意如此,倘使我的记忆不错的话,这件事当然经过中共的讨论的。)




组建北伐军队时建议起用周恩来却被蒋介石拒绝


蒋介石和周恩来的关系日趋恶化,我虽常常从中调解,终鲜效果。


一九二六年,决定了北伐大计,蒋组织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,派我充任副官处处长,主管编制、人事和事务,并对我说:“你先权充任副官处长,负责组织总司令部,等总司令部组成后,还是派你去带兵,副官处就交由张岳军接替。”


这时我就建议,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一职最好由周恩来充任,以便两党合作如初。


蒋说他准备要邓演达充任。我说邓可以带兵或者干其他工作,政治部主任以周担任最为适宜。


但蒋终不同意,最后表示周可以担任财经委员会主任。


我又转过头来劝周,但为周所拒绝。


我认为周是很好合作的人,而蒋偏偏拒绝,当时极不以蒋的态度为然。同时我始终认为北伐的统帅部没有周参加,是一个大损失,而且也是促成两党破裂的主要因素之一。解放后,周恩来先生曾和我谈起这一段故事。


北伐大军浩浩荡荡向北进展,不久就到了衡阳。


有一天晚上,我送蒋介石往长沙,在船上和他说:“我们到武汉会师是不成问题的,但是会师以后对两党问题要请你特别注意,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来保持两党的合作,不能使它破裂!”


我记得很清楚,当时蒋的答复是接连“嗯”了几声,没有具体答复。






1937年,张治中辞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职务,离开任教近十年的黄埔军校。其间,一直主张国共合作、希望团结统一后“埋头建设”的他眼看两党关系日趋恶化,深感“挤在夹缝里”“其痛苦真难以言语形容”。以下是张治中在回忆录中的自述。




国共关系恶化  张治中痛苦请辞


(北伐大军)到武汉后,两党的斗争不但没有缓和,而且更趋激烈。有一天,蒋在汉口公宴大家,李立三在席上有一篇措辞极其委婉而含意很锋利的讲话,更增加了我对两党合作前途的极大焦虑。而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的态度言论也是日趋激烈,比中共有过之而无不及,给蒋的刺激至大。


随着军事形势的发展,蒋率领大军进驻南昌。记得是一九二七年元月,蒋第一次叫我到南昌去,一见面就首先指斥邓演达的不对,说:“他的言论完全是在骂我。”


我当时还没有体会到他将会对我提出处理邓的办法,即急急为邓申辩,说这是邓的一时冲动,只要他能约邓一谈,自可冰释,力主他约邓来见,并且还劝了蒋很多的话。


蒋问我:“你真的主张我约邓来吗?他肯来吗?”我连答是。


回到武汉,邓已揣测到我去南昌的经过,就到我家里说:“我预备辞掉一切职务,请你来接替!”我很坦白地说:“你不要持这种态度,总司令对你虽有不满,但尚无别意,你能到南昌和他谈一谈,一切都可以冰释。”他说:“我去?他会不扣留我吗?”他的话一出口,我便知道问题是僵了。


同年三月中旬,蒋第二次叫我到南昌去,一见面,劈头就对我说:“你要不愿意做俘虏的话,应该听我的话,赶快把学兵团带到江西来!分校一千多学生中已有共党分子混在里头,你能一同带来最好,否则就只带学兵团来,我拨船给你们使用。”我看他的态度很坚决,知道抗辩无用,便姑且答应他:“我去想想办法看,但是这一着是不是会得到邓演达同意我不敢说。”


我打了一个电报给邓,便随即回到武汉。一见面,邓演达即和我说:“政治会议的意思,要你辞去本兼各职!”(武汉克复后便成立了武汉政治会议。)我觉得他的态度有点咄咄逼人,便也动了点感情答复他:“我不能向政治会议辞职,我不是它管的!我愿意辞,但应该向蒋总司令提出!”他说:“好吧,你写电报。”我当时就起草了一个电报交给他,事后知道他并没有替我拍发。


我既决心辞职不干,便召集全体学生告别。这是我最难忘记的一幕。在我把辞意告诉他们后,他们苦苦挽留,群情激越,其中多有痛哭失声者。但我还是坚决要走,并且用许多话说服了他们。




逃避乱局出国游历却“受了刺激”


当我离开武汉后,我就决心摆脱国内政治生活,到国外去学习。到上海时,我把这意思向蒋说了,他坚决不许,要我到南京去负责筹备一个掌管全军训练事宜的训练处。等我刚把这个训练处组织完成,蒋下野了。我就抓住这个机会,赶办结束,积极准备出国。


在出国之初,我本来预定了一个考察和学习的五年计划,但是还不到五个月,便接到南京政府的电报,说是要我回国参加北伐军事。我没办法,只好匆促地从欧美兜了一个圈子就回来了。那是一九二八年的夏天。


这次游历也受了一些刺激,它使我的思想起了若干的变化。一方面看到人家科学与工业及种种现代化的建设,羡慕不已;同时也看到白种人对有色人种特别是中国人的歧视,而愤愤不平,并慨叹于中国国际地位的低落。因而认为当前最迫切的问题,是如何团结统一,埋头建设,达到富国强兵的境地,使国家重新扬眉吐气于国际坛坫之上。


这种思想根源,似是一种以民族本位为出发点的国家主义思想。只看到国内外问题的各种现象,并没有真正认识到它的症结所在。





主动请调军校  躲开斗争风暴


由于这种富国强兵的思想的影响,一面加深了我对两党摩擦的厌恶,一面也决定了我今后半生的路向。当时我想,我是个军人,富国谈不到,强兵应该是义不容辞的责任,所以回国后除了担任短短三个月的军事委员会军政厅厅长外,即主动请调到中央军官学校服务。这一转变,使我度过了漫长的十年(一九二八年秋-一九三七年春)军事教育生活,并且以它作为躲避两党斗争风暴的安静地带。因为我在军校的十年,恰好是两党打得头破血流难解难分的所谓“十年剿共”期间,而我总是毅然决然地置身事外。


不过这一时期,我也曾五度出绾兵符,就是以武汉行营主任参加平汉之役;以教导第二师师长参加陇海之役;以第四路军总指挥参加福建之役;以第五军军长参加上海“一 · 二八”之役;以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参加上海“八一三”之役。除后两次是对日抗战外,前三次还是内战(我当时的看法是共不应剿,逆则当讨,现在看,当然是一种矛盾而又幼稚得可笑的糊涂观点),不过都与中共无关,而且每次战事告终,就立刻缴“令”回校,避免参与反共战争。


一九三六年冬,西安事件以突发的姿态出现,同时也以意想不到的结果收场。在今天看,这一着实是中共伟大英明的决策,也是以后中共步步胜利的重要关键之一。事变发生之日,我正在苏州部署抗日军事。何应钦在电话上告诉我,并约我回南京商议所谓“讨逆”军事。我当夜回到南京。当时他们打算分三路向西安进攻,其中一路希望由我指挥,但是我反对,我认为这件事只应该用政治解决,不必采用军事方式。因为当时唯一着眼点是救蒋,为了达到这一目的,应该不惜以任何条件求得解决。但是当时同意我的意见的仅少数几个人,大多数人都不以为然。


这次事变是国内情势的一个重要转折点,因为它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完成。仅仅过了半年,当七七卢沟桥事变一起,国共两党就马上恢复了合作的关系。当时我正在宁沪一带继续部署抗日军事。




本文分上下两部分,分别刊载于《中国新闻》5月30日A15版 及 6月1日A15版

内容摘编自《求民族生存而战——张治中回忆录》